湖南货币的起源与形成

在湖南所清理的77座春秋时期的越人墓葬中，有39座有随葬物，其中有陶纺轮，网坠，铜斧，锛，刮刀，匕*，矛，镞，鼎等器物，以及玉玦　，水晶体等装饰品。这些器物表明，当时商品交易已很频繁，货币量增大，从而仿麻布，渔网等交换物的纺织纹，用当地所产的铅铸造“布币”，“网币”。1993年长沙砂石公司大庆2号船在湘江河沙中打捞到铅质“网币”(图书12)，与其同出的还有“戳印币”(图书13)。从出土物分析，网币用石范浇注，一范多枚，枚与枚之间用材较薄，可以折开使用。1953年长岳白1号墓出土布帛纹泥币(图书15) ，长沙还出土这戳印泥版(图16)。冥币是行用币的滞后反映，它可以印证在秦汉之前，长沙的先民使用过布币，网币和戳印币。

据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在湖南宁乡黄材，石门皂市等处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商代青铜器，既有大铜铙等具有地方特点的礼乐器，又有卣，觚，爵，　等中原常见的器形，现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商族移民南下，与越人混居，融合，同化，共**造的青铜文化。由于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增加了产品的交换量，青铜作坊铸造一种铜斧，开始可能作为砍切器做交换物，但铜斧并不比石斧坚硬，却比石斧需要大得多的劳动量才能生产出来，使用价值低于储藏价值，从而成为*早的金属**。从出土的资料分析，*先的青铜斧銎口作长方型，弧刃，素面无纹(图17)或饰以简单的线条(图18)。这类铜斧以宁乡为中心，分布于华容，汩罗，浏阳，双峰和常德等地。同时，在永州出土一种青铜*(后称铲)(图19)，銎部与素面铜斧的造形**相同，銎深入到*的中部，与北方铲币(后误称布币)(图20)的銎部截然不一。该币銎下端铸阳文“

”(客)字，可能是商人以客家身份居于越民之中的称呼。以上斧与*的形制及*上铭文相互印证，当时斧，*均已成为交易中的货币。

周夺得商王朝之后，岂容商越民族在南方存在先进的青铜铸造基地。据《竹书纪年》说：周穆王“三十七年(965)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指洞庭湖各流域)”，进行斩尽杀绝的征剿。窖藏是战争歼屠的遗存，因此，在湘江中下游流域留下了很多的商越窖藏青铜器，其中在宁乡黄材出土的一铜瓿中，储藏铜斧224件。

古越人在周人的打击之后，可能衰落了一段时期，但这里毕竟是冶炼技术的先进地区，在青铜不适宜制作生产工具的情况下，他们*早冶铁。从考古资料中统计，我国出土春秋时期(前770-476)的铁器有：长沙识字岭51.314号墓出凹口锄1件，常德德山58.12号墓出刮刀1件，江苏六合程桥64.1号墓出铁丸1枚，72.2号墓出铁条1件，长沙杨家山76.65号墓出剑，刮刀，鼎各1件，河南淅川下寺78.10号墓出玉茎铁剑1件，以上出土春秋时的铁器共12件，除两件带装饰的剑，出于甘肃，河南外(可能是传入之物)，其余器物均出于中国南方，其中7件在湖南长沙出土，长沙是中国铁器的发源地。

铁工具的使用标志着生产力的一大革命。此后南方的铜斧，铜*，铜镈 (后称锄)均逐步地被铁工具排挤出实用范围，真正地成为斧币，*币， 镈币。《易。旅》中有“旅于处，得其资斧”，记录了斧作为货币的事实。据不**统计，在湖南有28个市县，出土各种青铜铸币数以千计，除前文所述的宁乡等地的长方形銎*斧外，在常德等地还出土椭圆形銎*斧(图21)，湘潭青山桥出土窑藏商周青铜器中有铜墙铁壁 (图22)，在浙江绍兴亦出土戈币(图23)，这些都是被铁器排挤出来成为货币的。但由于当时的青铜铸币，没有统一的重量标准，枚与枚大小不一，轻重悬殊，使用中仍要临场议价，这只能说是以青铜作标准，仍带物物交换的性质。为有利流通，逐渐形成了一种称量的办法。称量货币就不必铸成斧，铲，锄，戈等那么复杂的形状，简化造型，铸成铜饼。湖南出土的铜饼有大小两种，大铜饼园形隆起，阳文图案，平底内凹，使用时用天平称量，如整饼不合算时，将其击碎折零。小铜饼底平面凸，素面无文，每四枚由铸口串连成列，铸口较薄，可折断拆零，枚重约1。2g。在江苏金坛一带五次出土公元前800年用饼打碎的铜块达300多公斤;在浙江绍兴江口岭出土的米字纹陶罐内有被击碎的青铜52块重6公斤。在长沙发掘的汉代墓葬中有仿铜饼的泥饼冥币出土(图24)，它进一步证明当时曾使用过铜饼的情况。中国南方在尚不能铸造轻重如一的货币时，发明运用了天平，把形形色色的青铜铸币，统一到称量货币上来，这是稳定金属货币的一大创举，是发展货币经济的重大贡献。

据《左传.恒公十三年》(前(699)“楚屈瑕伐罗”，随后罗子国“自宜越徙枝江，徙平江”，在今日罗河市建筑城堡，进行市肆交易，铸造使用铅质环币，在罗子国旧地搜集到的一种环币，该币由四个半环图形组成(图25)，在洛阳出土战国时的铜璜上有类似图形(图26)，更与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出土中国古陶上的菱弧纹(图27)如出一辙。该图案后人称“古罗泉”，是**的象征。

春秋时期中国北方正处在奴隶社会，据《诗.周颂》“命我众人，痔乃*镈 ”，记录了奴隶主驱使着奴隶拿着铲和锄从田间服劳役归来的情形，从中能看出当时已经用青铜铸造*镈作田器，到春秋晚期及战国早期* 从田器的交换中逐渐向货币演变。据《孟子.滕文公》记载：楚许行去滕传授耕种技术时，孟子(前372-289)问陈相：“许子......以铁耕乎?”可见在北方至战国中期还把“铁耕”当成新鲜事。随着南方冶铁技术的传入，北方青铜田器被铁器排挤之后，才普遍用青铸造铲，刀，环等形制的货币，由于战争需要，青铜铸币一再减重，很快成为不足值的当值货币。奇怪的是现今不少*币学者却未能注意到这一基本事实，总是片面地认为先秦货币南方不如北方，甚至否定南方存在货币。

楚悼王十九年(前383)吴起相楚，“南平百越”，楚势力进入“洞庭，苍梧”，楚人利用越地的金属资源铸造货币。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潭州长沙县......铜山在县北一百里，楚铸*处。”楚人仿头像币铸造货币，改手工刻制为型铸法，用铜浇铸，因仿越币阴刻纹，不惜舍易从难，将*范刻成阳文，初铸时有眉有眼(图28)，随后双眉改单眉(图29)再省去单眉成“”形(图30)，后人称“鬼脸*”。(见《长沙县北楚铸*处考》，载《全融经济》1997年8期)。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却说：“鬼脸*是在椭圆形的脸形上有阴刻文 ，看仿佛一个人面，实际上乃是一个字，加上一个穿孔，嘴是穿孔，是古文贝字的变形。”彭氏歪曲了事实的本来面目。

在楚铸*处--长沙县北隐居山昔古台农民挖土时拾到过“鬼脸*”，在长沙272号战国早中期墓葬中出土过“鬼脸*”，可以证明该币曾就地行用，但在越人地区早已实行称量货币，“鬼脸*”因枚与枚轻重不一，未能在湖南行使开来，所以也未见其成批出土。

越人居住的湘江流域是盛产黄金的地方，他们在河沙中发现了灿烂的黄金时，开始作为交易物，在昭山的战国墓葬中曾出土过瓜子般的沙金。楚人入湘之后，用贷种子给越人的手段，收取沙金，在《包山楚简》中记载了许多贷金籴种的事实，其中有公元前322年6月“州(今华容县东南)墓嚣疥，“州司马庚为州贷越异之黄金七益以籴种”的记录(图31)，楚将收集的沙金，仿越人铸造网币的形制，铸成金钣(图32)，作货币使用。《包山楚简》载有因债务人“不归钣于登人”引起诉讼的事实，证明了金钣已广泛使用的情况。

楚怀王七年(前322)更铸《金节》给鄂君启，准其拥有150舟，航行于两湖，江西，在湖南镜内《舟节》规定的航线为“上江内入湘，资，沅，澧，澹”等流域，往返贩运商品，各地县，都“见其金节则勿征”，在当时的交易中通行一种代金券，在洞庭湖畔的长沙，大冶，阳新，蕲春等地，出土了公元前三世纪行用的“见金”(即现金)铜牌(图33)，有一朱，二朱，四朱等面额，用以兑换黄金，湖南省博物馆藏有“见金”铜牌300枚，这是*早的兑换券。

在湖南及湖北，江苏，安徽等楚地出土了大批天平和砝码。1954年长沙出土的一套*为完整(图34)，在第九环权上有“匀益”二字，第10环重251.33g，为一两，16两等于1益;第1环重0.69g，为1朱，24朱等1两。出土物虽经2000多年的腐蚀，仍能接近其原有的重量。从这套环权测重分析，当时朱，两，益同时使用，“匀益”已经说明这里用益不用斤。

公元前276年，秦拨郢都纪南城，楚被迫迁都陈。楚国为适用战争需要，随北方前线的邻国之俗，采用“斤”为货币单位，铸造当值大*。在山东出土“沛币当十斤”就是证物(图35)。“币”字是《包山楚简》146简的“

”变化而成的，有人将其释为“*”似缺依据。在河南固始县还出土仅重4.25g的铜质头像币，面铸“十斤”(图36)，要当10斤青铜使用。楚国在北方行用当值货币，在南方行用称量货币，形成极不协调的对比，这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北方货币不如南方货币稳定的事实。

公元前223年秦军破郢都，楚亡。随后秦“定荆江南地”，湖南由秦管辖。秦统一中国后，铸币不能满足需要，由主管金融的“少内”发行值*券，在秦《金布律》中有“墙夫即以其值*(券)，分负其官长及宜吏两人与参辨券”得到证实。在尚未发明纸的秦代，用木牍或竹筒书写的“值*券”是后世纸币的*早原形。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当运用出土资料和货币实物，用“引史论*，以*正史”的方法，去研究货币，反映货币史的本来面目。事实证明，生长在长江流域的先民*先使用贝币，龟币，他们较早地使用印纹陶币和铅质的头像币，网币及环币，他们在率先进入铁器时代之后，用青铜铸造斧币，*币， 币，戈币和“鬼脸*”，他们还用青铜和黄金作称量货币，并发行其兑换券和值*券。这些货币同黄河流域行用的铲币，刀币，环币并驾其驱，组成灿烂的中华货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