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豆豉作坊“文革”中废掉

浏阳豆豉作坊“**”中被“割掉”，后王*道派来中科院教授帮助**生产

记者手头有一张长沙市蔬菜公司1966年8月发的“长沙市豆豉票”。票面上注明了“供应数量，届时公布，当月有效，过期作废”的字样。“虽然每月有豆豉票，但能够买多少豆豉并不知道，得看浏阳方面的供应量才能确认。”今年80岁的原长沙市蔬菜公司退休职工李秀明说，那个时代，她会经常去浏阳调豆豉。

自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那罐豆豉姜出土后，浏阳豆豉的产量似有提高，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长沙市蔬菜公司取消了豆豉票。但没过多久，因为浏阳豆豉作坊属于 “资产阶级”尾巴被割掉了。“长沙人虽然爱吃豆豉，豆豉是调味品，用量并不大。”李秀明说，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量外地豆豉替代浏阳豆豉涌入长沙，基本上能够**长沙市民对豆豉的需求。

刘晓祥称，长沙市真正取消豆豉票应该是1977年或者1978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次看到母亲喜滋滋地买了一大包豆豉回来。”但那个时候，刘晓祥吃到的豆豉却并不是浏阳豆豉，而是李秀明说的“外地豆豉”。

“1982年以前，浏阳只有两家**豆豉厂，每年的产量也就三四百吨，满足出口都不够……那时浏阳豆豉几近失传。”浏阳太平桥豆豉厂创办人叶良权介绍，解放后，身在浏阳的他再一次吃到汁浓味鲜、风味十足的浏阳豆豉却是在1982年。

在浏阳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担任要职的几位浏阳籍高官回到家乡，因吃不到浏阳豆豉而生气。虽然此说无从证实，但出生在浏阳张坊镇的王*道对浏阳豆豉的生产状况十分担心却是事实。1981年，王*道专门指派中国科学院的门大棚教授来到浏阳，“当时门教授一来就告诉我，****对浏阳豆豉的生产十分重视，要求尽快**浏阳传统豆豉的生产。”叶良权说。

1982年春节后，村办企业浏阳太平桥豆豉厂创办，**了豆豉的生产。1985年，时任****顾问委员会常委的王*道回到浏阳，品尝了太平桥豆豉厂生产的豆豉后，欣然挥毫题写了“香播五洲，名扬四海”几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