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管理的科学和自知

企业管理管理的科学和自知，2008年3月，在西安交大召开的**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管理学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以科学的精神运用**主流学界认同的方**来提出和研究管理问题，展开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是创建中国管理学*重要的前提。

以科学精神提出和研究管理问题，核心在于管理学研究的方**问题，并不属于那种必须回答管理学是什么和管理学应当研究什么的管理学本体论研究范畴。四年过去了，由于对“科学的精神”这一中心概念的多样性理解，虽然，管理学研究者和关联研究者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尝试，但中国管理学界并没有在研究方**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科学精神对于管理学仍然像一团迷雾。

实践对于解决中国管理问题的迫切要求和公众对中国管理学科建设的科学性期盼，逐渐形成倒逼管理学进入实效和科学研究轨道之势。在拿来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管理实践和管理学术界浸淫西方管理理论的种种学说形式，但骨子里仍然习惯地流淌着中国式管理文化的血液。人们明知自己做得并不正确，却要屈服于社会习惯力量。即使呼吁管理学变革的同志，也仍然摆脱不了被中国管理文化惯性力旋转失重的思维状态，发现错误的意识和天天发生错误的现实并行存在，形成了一个有关中国管理学和中国管理的超级场。

方**的突破或本体论的突破甚至任何一点关于管理技术上的突破，都要试图解除这个超级场引力。在*大的场引力作用下，我们仍有一部分倔强和坚定的人士在做着反向运动，期盼着中国管理学的春天到来。我们需要如同当年的真理大讨论一样，唤起国人尤其是管理界和管理学界的普遍觉醒。

管理的科学意味着什么

严格地讲，管理是不可能在科学坐标中占有鲜明位置的，*多只是模糊不清的星点形态位置。汉斯·波塞尔在《科学：科学是什么》中把科学批判合理性归结为三个基本问题：科学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存在潜在冲突;科学无法**人类道德进步和理想的实现;科学无法回答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科学和科学方法在这些问题上的无助必然限制了科学和科学方法在解决管理问题的应用范围和程度，这决定了管理和管理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在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频谱中，管理学应该是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管理学的科学性要弱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更接近人文科学。如果按照让·皮亚杰关于社会人文学科分类，管理学科的整体科学性应该低于心理学、**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但高于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学等人文学科。显然，大多数人倾向认为管理和管理学患有“科学性不足症”或学界通说的“弱科学性症”。

哈罗德·孔茨说“现在管理著作和**过剩，似乎太阳底下所有东西都是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指望实践者们认为管理理论是非常有用或者科学吗?”当然这一论断的得出是从管理学研究维度进行的，除此之外，管理的科学性不足主要因为管理的本质特性——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现实中的管理问题和管理活动是如此之复杂和不确定，以至于单纯科学方法无法全部解决现实中的管理问题、分析描述管理活动和过程，经验常识、思辨技艺等非科学手段在解决管理问题方面同样有效，科学方法与非科学方法难分高下，这是管理“科学性不足症”的病源。另外，管理活动的强目的性即追求解决实然问题以外的应然问题(价值目标)导致拒斥有意识地提炼管理客观性规律的行为倾向，这一实际情形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大量存在。企业决策中请管理学家做主或按某一管理理论模式指挥主要决策经营活动是非常罕见的。一直以来，管理普遍主义原理和普适的管理学理论原则难以诞生就根源于此。而绝大多数管理方法的自生自灭和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无边界倾向使管理缺少可循公理(公式)、缺少量化统一尺度，管理的科学性自然大大降低。这是管理“科学性不足症”的病灶。

根*管理“科学性不足症”的核心方法，需要从管理学方**的先天缺陷下手，再回到管理方法缺陷生成的病理上来。管理方法上的病毒往往是管理学方**上的病毒传染过来的。英国管理哲学家保罗·格里斯利在《管理学方**批判——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中这样描述管理学“管理学包含了所有类似视角，即它必然地将所有的学科扯到一起。管理者要负责利用现有的资源达到组织目标，他们不得不从其使用的资源和环境影响组织的不同方式进行面面俱到的考虑。他们必须在市场、法律和社会环境的框架内处理好财务、人际关系、信息、资源等各方面的关系。如果忽略了某些方面的影响，就不会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所以，*好把管理者视作活动、角色、任务的整体，广泛利用各种学科，每一种学科都有所贡献，但没有一种足以解释整体。”对于管理学的如此困惑，许多人无所适从，显得情绪激动和浮躁，就像得了慢性病遭受那种*不好死不了的痛苦感觉一样。有一位创业三十年的企业家在媒体组织的管理论坛上忍不住道出真言，他说，有时候，面对管理问题成堆难以求解的窘迫，只有一个念头：我不需要管理理论，我想死!死因描述是烦死、气死或被毒死。因为待到真正有心情看管理理论时，见到的只是充满矛盾的说法和空洞无物的大理论或者是谁也不明白的数据模型。难怪那些从管理学院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在实践中使用管理理论到处碰壁的愤青提出要像文革一样革管理学的命——“撬开锁、砸烂门，蔑视、否定、驳斥圣贤”。管理学因为方法的先天缺陷(残疾)不但把管理学界自己整疯了(麦肯锡团队中据说早年就有好多人怀疑自己的职业能力离开了管理咨询顾问这个领域)，也把管理者整出慢性精神病来了。

方法问题在未得到科学指导下，有时对使用方法的人就是谜题，他会被迷惑甚至会导致使用犯错。著名心理学家王讲过一个故事，两个被请去开保险锁的人，一个是数学家，一个是民间锁匠，数学家要了一张大大的工作台，对开锁涉及到的数据进行精确计算，按10个转盘和每个转盘各有10个数码计算，*后得出结论是，对每种数字组合进行尝试，有10的10次方即100亿次尝试才能找到这把锁的密码。民间锁匠开锁时，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是走到保险箱前，用手不断地旋转锁盘，关注旋转后的锁盘反应(老式保险箱转盘旋转时会在某个位置发出咔嗒声)，然后就将可能成为密码的数字组合缩小到*小范围，*后在较短时间内打开了保险箱。这里有一个环节是数学家重视数据的机械运算，民间锁匠重视经验。经验胜过了精算。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很多情况下正如开锁的情形，学管理的专业人员甚至管理大师解决不了棘手的管理难题，而在打拼几十年的老企业家(没有学过管理学甚至没有上过学)面前往往迎刃而解。我们显然不能说这里面没有方**，但绝对不能用机械主义思维理解企业管理中的方**。方法至上或者方法神秘主义都是不切合企业管理实际的，以科学态度反思企业管理的方法和管理学中的方**，批判性地找出在中国企业管理和管理学中的方法问题，建立像自然科学或**经济学那样具有成熟和可操作的方法系统。好像这一理想并没有在管理界形成共识，也没有在管理理论界达成一致。专门研究组织问题的专业团队——中国管理学界似乎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对自身这一组织进行真正的“管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管理和管理学方法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管理实践的“缺法”和管理学研究的“无法”相互影响，管理界蔑视管理学，管理学抱怨管理界，三十年间彼此并非共同促进成长，相反缺少必要的谅解和支持，变得互相攻讦，*终各行其道，愈来愈疏远，不能产生现代社会期待已久的良性的管理和管理学共生共荣的生态图景。

没有扎实可靠的方法模型支撑的中国管理和管理学理论，没有管理和管理学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环境，中国管理何谈科学，中国管理学又怎能匹配科学之称谓!所以，中国管理目前在科学中没有地位，这代表着中国管理学在科学中也没有明确的位置。管理的科学和管理学的科学问题至今还是一个伪命题。

管理学是否伪科学

有人说，管理学的范式不是范式，方法不是方法。回溯中国管理和中国管理学三十年，形象地说，它只是个被抱养的孩子，吃“百家饭”长大，无族门家规，无真正的一技之专长，却扮演“济公”角色，力图干预世间万事，成为指点迷津的“大师”。结果是，本应“三十而立”的中国管理学，不但身体上没有健康长成，变成能吞食万物但又营养不良的病态庞然大物，内在精神上也出现了重大问题，好像心脏移植后组织间发生*大排斥的病人，总是不能呈现常态的稳定的精神品质。也即背离了一门学科的科学化运行方向，走向了内在模糊和自相矛盾。

三十年的管理“故事”可以概况为一句话：在**的指挥棒下沿着“管理运动”的模式完成了管理和管理学的进化，其中简政放权、技术和管理引进、承包租赁经营、股份化改制、产权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是进化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人们依照管理运动的自然惯性参与其中，埋头做事从不思考这种管理运动是否合理，直到运动终结转入另一次运动，无论是决策层、管理层还是操作层，均摆脱不掉管理运动的场引力。科学的头脑在这一情境中变得迟钝或失去欲望，随大流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表征。沧桑岁月中，人们自动受控于这种奇特的“管理运动”，作为科学研究所要求的自由思维被无情驱赶。管理学必然找不到科学的出路，科学和理性就这样无情地将中国管理和中国管理学抛在时代的后面。这是从“基因”抑或历史角度揭示了中国管理学天生不具备其他学科发展的科学化路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