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中西文化与谋略思维

2014-12-03来源 : 互联网

企业管理中西文化与谋略思维,将我国企业文化与西方企业文化比较一下,有许多相同点,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西方企业文化的四大要素为:价值观、**人物、典礼仪式和文化网络。中国企业文化则突出: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信仰和行为习惯。共同点是有价值观。差异则源自于对人的本性的不同看法,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

在东方,对人的本性从“善”的角度出发,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西方则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形成了西方文化的特色。

西方文化的特色

在西方宗教伦理认为,人生而有罪,因罪而平等,必须通过****之苦才能赎罪。按此说法,人性都是恶的,因而西方文化注重于理性,重视制度。今天我们讲“管理”两字,管是指控制,理是指制度,制度在企业管理中起到他律的作用,用以规范人的行为,扼制人的恶的一面。

西方文化强调理性的思维习惯和强调公平的意识。表现在社会上是以法*国,在企业里更重视制度建设和完善,小到行为准则、岗位职务分析、绩效考核等,大到战略目标制定都有严密的制度,在严谨的制度下敢跨越雷池的人极少。到过西方国家的人很容易发现一个“新奇”的现象:街上无论行人车辆,几乎见不到闯红灯违章的。并非欧美国家的公民天生就有好素质,而是传统文化和严厉的制度下使得公民严格自觉自律。因此在欧美国家中*大的受益者是“好人”,只要循规蹈矩,没人来找你的麻烦。

在西方理性化和制度下,我们应该承认,制度化可以把事做好。但制度化走向**也会产生许多弊端。如在欧美国家,要求员工加班加点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给三倍加班工资也没人加班,甚至交货期再紧张,集装箱停在企业里等货都无人加班。自觉加班会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的表现。也有人夸张地说:在德国港口开起重机的工人听到下班**,把吊在半空的货物放在那儿就下班了。不管这是真是假,理性化走向**必有弊端。当然这儿所说的只是局部,决非欧美国家的普遍现象,欧美国家的员工普遍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水准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东方文化的特色

在我国有“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突出了人性本质的善良,不管是什么人都是可以被教化的、可以唤醒良知的。因此,我国文化的特色更突出了人性本善的特点。

人性本身具有善与恶的双重本性。人性的善与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重善难以抑恶,难免会形成我国文化的弊端。因此在我国传统文化下,受益者不是好人而是强人,在我国历史上强人**历史,在当代企业界,成功者更多的也是强人而非那些守规矩的人。

在我国企业管理中人情味儿较为突出。我们可以说西方的理性化管理可以把事做好,但中国的人性化管理可以把事做得更好。中国人*怕被人性感动,受感动后可以为企业无私奉献,会赴汤蹈*。企业管理追求的是秩序、纪律、效率和积极性。环境和氛围可以点燃员工的热情,员工的热情可以**效率和积极性,这些都是人性化管理的优势。在人性化管理下突出了团队精神,而不是个人**主义,“人怕出名,猪怕壮”就成了中国人处世的警言。可以说只严不爱是西方管理,只爱不严是中国管理;严是理性化,爱是人性化,又严又爱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它可以把员工的知识、创意和热情充分调动出来。只有把员工的智力、体力、能力和潜力发挥得****,企业才能生存得更好。

人性化管理容易形成“人*”而非“法*”,会产生任人唯亲等现象。在传统文化下,我国形成了重精神轻物质,重人*轻制度建设局面。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规章和制度建设要薄弱得多。弘扬人性善,本无疑义,但在制度建设上的缺陷,对人性恶的一面扼制不力,在企业里不良现象的滋长就成为必然。

如今,西方企业也开始在人性化管理上下功夫,理性化加人性化可以使企业做得更好。丰田公司战胜了欧美汽车企业同行,源于理性加人情。西方企业自1980年代开始大量研究东方企业文化,反过来,我国企业应该学习西方的理性加制度建设,我国企业与欧美企业的差距在管理上,尤其是制度建设和执行制度的检查、监督、考核、控制、措施等组织**体系上,扬善抑恶,才是企业的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的共同作用。

中西文化基础上的谋略思维

管理思维的本质含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差别。欧美人更相信逻辑思维,对一个命题而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非对即错。中国强调辩证思维,强调变化论、矛盾论和中庸之道。世界永远都在变化,没有永恒的对与错,万事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凡事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在中国文化的辩证思维方式下产生了中国特色的谋略文化。

谋略历来是人们为达到目的的思维方法和行动的手段,因此,历史上曾将谋略分为设局、变局、掌局和结局的四个博弈阶段。它是人类智慧的传承,它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学习和各自的悟性。在企业经营中离不开谋略的作用。可以说智慧*大的表现形式是谋略。

据南宋野史记载,岳飞之死远非是“岳传”所说。岳飞是民族**无可非议,但岳飞不懂政*和谋略才是岳飞之死的真正原因。岳家军做大做强之后,产生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社会舆论,也形成了岳家军的势力大于朝廷的负面影响。岳飞的“武将不惜死,文官不贪财”,无意中得罪了一大批人。岳飞要扩军抗金,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他忘了宋高宗的祖宗是武将掌兵权,通过陈桥兵变得天下的。因此,北宋一直是文官掌握军权,对高级将领的猜忌提防始终未减。再者,岳飞要迎徽钦二帝还朝,那么宋高宗又该咋办?当岳家军将金兀术赶出黄河,宋高宗将十二道金牌将岳飞招回临安,挂个闲职,按理是修身养性,韬光养晦的大好时机,但岳飞并没有这样做,却是老酒一喝就骂娘:“如果没有岳家军,那高宗也像徽钦二帝一样成了俘虏了”。是岳飞将把柄送给了秦桧。害死岳飞的第一是岳飞自己,第二是宋高宗,第三才轮得到秦桧。岳飞在军事上强悍,政*上谋略上的短腿,造成了自身的悲剧。

谋略文化在我国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官场文化和国企文化中尤其突出,即使在民营体制里也处处可见。民营体制下不存在“篡党夺权”和“政变”的可能,但在经营、决策和用人等等方面都带有几分谋略文化的味道。

西方谋略文化更多的体现在对事的谋略上,体现在商业战略上是建立起理性的完整的各种制度,更多的是深谋远滤。对事的谋略*大的优点是可以传承,所以在欧美国家造就了一大批百年企业。中国的谋略文化更多体现在对人的揣摩上,它更容易应用于政*官场和社会中人际交往上,在我国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的现象明显要多于欧美国家。然而这种基于对人的揣摩形成的谋略只可借鉴,难以传承。中国的谋略文化应该多学一点西方对事的谋略文化,建立好我们的企业战略和制度,少一点勾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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