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养蚕的发展

湖南人口，西汉时七十一万多。由于湖南土地肥沃，外地人逐渐向湖南迁移。百多年以后，到了东汉，全省人口达到二百八十多万，随着人口的增加，也促进了洞庭湖周围地区的农业和蚕桑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三国初期，“李衡于武陵龙阳(今汉寿)江洲上，种桔千树，树成，岁得绢数千匹”⑧。这些绢，无疑是洞庭湖滨附近产品，说明滨湖在当时蚕桑已有基础。

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至到刘宋末，北方人民，避难南下的有七十多万人。其中一万多人到了湖南，对湖南农桑生产，起了促进作用9。至南朝期间，湘州已是“民丰土闲”，孙谦在零陵等地做官，“劝课农桑，务尽地利，收入常多于邻境⑩。”同样种田，不过零陵地区务尽地利，劝民种桑，养蚕增加了收入。

湖南蚕桑繁荣时期，*推唐代。唐太宗即位后，制定租庸调及摇役等制;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以至私人手工业，诸如制锦坊，染坊，纸坊等，显著地增加。当时湖南的“武陵居民，勤于耕织，自贞观以来，制锦绣为业;其色鲜明，不在成都锦宫下⑾。”说明一千三百五十年前的常德市郊居民，制锦绣的工艺技术，已经达到当时全国有名的成都“锦官”水平。僻居湘西永顺的少数民族生产土绫，厥贡唐朝12。土锦也有名，“以一手织纬，一手用细牛角管桃花，遂成五色。”郴州上贡绽布，丝布。澧州土绢，衡，永两州产罗。尤其唐初，把绢帛作为货币使用，用它作为买米，买鱼，买柴，薪俸流通市面⒀。使湖南蚕桑，受到影响而发展。

唐制全国行政区划分十道，分道贡赋丝绸，其中湖南的岳，潭、衡、永、郴、邵等

州，属江南西道采访使;辰、锦、权、化四州，属黔中道采访使。厥赋麻绽，厥贡金银、井、绕、蕉葛、绵、练、鲛革、丹妙。澧，郎(常德)二州，属山南东道采访使，厥赋绢，布、绵、铀、厥贡金，绽，漆。湖南岁额绫、罗七万匹。衡、永岁入中，平、小罗各一万匹。湖南岁贡天申上礼纳四百匹，平施三千匹⒁。加上民间余留的丝绢，折合蚕茧，将在万担以上。当时湖南的丝绢主产地，集中在湘江零陵。衡阳和湖区的常德、澧州。安史之乱，湖南的农业，仍稳步发展。刘晏云：“潭、桂、衡阳必多积谷……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洞庭湖区的蚕桑，也较发达。元稹描述元和(公元806一820年)时的岳州农村诗：“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⒂那时岳阳的蚕茧，年年丰收的景象。不过农村的税赋也重。因为唐后期，在征收税时，大部分*要折成绢帛实物纳税，农民叫苦。柳宗元贬谪永州十年(公元806一815年)有一次路过农村，在农民家里投宿，农民向他诉说**苛政，难以应付。诗人写了“田家”诗三*。其中有“蚕丝尽输税，机杼空依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⒃

到了唐末五代十国，军伐各霸一方，扩充势力。当时湖南楚王马殷，“抑买民茶运茶于河南卖之，以易增纩、战马而归。”但还不能满足马殷**扩充军备之用。又规定百姓纳各种税，都要以绢代*。迫使农民不得不多种桑养蚕⒄。不过在马殷统*时期，湖南蚕桑较前是有发展的。

北宋，丝帛贡赋，仍承唐制。征调绢绸丝绵，以供军需的时候，特别指出“就所产折科和市……青、齐、郓、濮、淄、潍、沂、密、登、徕、衡、永、至州市平施⒅。”其中衡、永是湖南蚕丝产地。所谓“就所产折科和市，”即当地土特产，折成税额，按官价收购。这里还说明另一个问题，衡、永从唐初至宋初三百多年，衡永两州的蚕桑生产是稳定的。到了南宋时期，洞庭湖区的蚕桑，有了明显的发展趋势。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澧州志》记载：“连雨至五月，害蚕、麦、稻。”说明八**前，澧县农村养蚕，收麦，插秧，成为农家春季三项主要农活。公元1130年钟相(武陵人)在洞庭湖起义，以摩尼教为宣传，号召入教后，可得‘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农民欢跃参加，很快占领了常德，长沙，辰溪，澧州等19个县。⒆失败后，杨么继续战斗，实行“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方针，使洞庭湖出现了乡村有酒坊、村家有猪、羊、鸡、鸭之类(当然包括蚕桑)的局面⒇。当时提出“田蚕兴旺”的口号，能够符合农民的心愿，说明洞庭湖那时的蚕桑，已较普遍了。

百多年以后，到了元初，由于棉花的栽植迅速**。元**于1289年4月指示：“造浙

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水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又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当时湖南洞庭湖成了木棉**区。所谓“巴陵(岳阳)、滨湖沙土，宜种木棉，妇女工织丝。”明初，纺纱织布，成为农村重要的家庭副业。相反的洪湖的蚕桑、日趋衰败。常德，平江、益阳等《县志》都反映说：“明初征丝，后改征绢，又折征米，又折征银。”常德地区在唐代原是织锦产绢的地方。七**以后到明代《县志》说：“按蚕桑丝本府原不产，府属俱于他处买办，以供贡额”，滨湖益阳县，“夏税丝，蚕桑丝二丝，里长领银买丝，造成折绢。”说明洞庭湖区蚕丝已不多了。

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丝织业，在明代发展很快。洪武年间，取淮、徐桑籽20担，禽种辰(辰溪)、永(零陵)，宝(邵阳)、衡(衡阳)，数年之后，民获大利。播种实生苗，几年后，就获大利，是有所夸张的。但在湘西是有成效的。例如：红苗集居的乾州(吉*)“桑麻遍野，赖以为衣。”邓大猷泳溆浦农村诗：“二月中和天气溆，东风几日草痕绿。白云深处有人家，不种桑麻便种竹”。“万历年间，中承陈长乐，在辰溪新建汉寿亭候祠，刻石歌曰：“侯乎侯乎神洋洋，民间俯仰在蚕桑。……”少数民族广泛用蚕丝作绣花衣裙，丝包头，土绢，绵绸、丝帐。辰溪贫贡口，桥头等地，邑中所出：“黄绢、双丝绢、钓铀之属，商贩多于此地收买。”

湖南蚕丝，作为商品性的大量发展，还是1840年**战争以后的事情。由于蚕丝出口，获利较厚，刺激了农民养蚕的积极性，引起湘省当政的注意。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湖南巡抚吴犬徵(江苏关县人)，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在湘省主办茶叶外销的同时，并向浙江购入桑苗，发给农民栽植，蚕茧逐年增加。

1907年，产茧25000担。

1914年，产茧48578担。

1933年，产茧97100担，桑园50324亩。

(上述数字据《中国蚕丝·**24年出版》)

从上述数字来看，湖南蚕桑发展特点：(1)由二万五千担茧，到十万担茧，用了二

十三年时间，平均每年增产三千二百六十担，跨的步子不大。(2)桑树多栽植在屋旁、溪

边，很少占用农作物耕地面积，做到了“地尽其利”。